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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记得大概五六岁的时候，有人放了一部16毫米胶片的动画。那人允许我看看放映机里面是什么样子，于是我看见那些小小的静止画片呆板、匀速地穿过一道门。在门里它们上下颠倒，动了起来，而在屏幕上它们恢复正常，仍然在动——至少是给人一种在运动的感觉。（大家都知道，电影1秒24帧——现在也有走向48帧的趋势——其实是静止图片的高速连续呈现。——译注）但还不仅如此。就在那个时候、那个地方，有一种东西在闪烁着。詹姆斯·斯图尔特（James Stewart）在与皮特·博格丹诺维奇（Peter Bogdanovich）的一次谈话中将电影称为“时间的片段”。看见那些小人动起来的时候，我体会到的神奇也正是劳伦斯·奥利佛在《魔盒》的那个场景中第一次看见活动图像时的感受。

　　几年后出现了一部名为《佩吉巷的火枪手》（The Musketeers of Pig Alley）的电影。这部由大卫·格里菲斯（D.W.Griffith）制作于1912年的著名影片是当时的几十部单卷电影之一，今天普遍认为它是第一部片。实际上，这是一部伟大的纽约下东区街头电影，不过，拍摄地其实是新泽西的李堡。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镜头：匪徒们沿着墙体前行，每个人都缓慢地走向摄影机、走进夸张的特写，最后离开画面。在这个场景里，他们到达佩吉巷之前还要走一段相当长的路，这是对著名摄影师雅各布·里斯（Jacob Riis）拍摄的《罪恶的土壤》（Bandit’s Roost）进行的再创作，但在荧屏上你看不出他们走过了那段路。你是在用心看这部电影，在进行推理。而这就是让电影卓然不群的第四个元素：推理，心中看见的影像。

　　1916年，大卫·格里菲斯制作了历史题材影片《党同伐异》（Intolerance）。在某种程度上说，它对《一个国家的诞生》（The Birth of a Nation）表现的种族歧视主题做了补充。《党同伐异》放映时长约3小时，格里菲斯在这部电影里进一步应用剪辑手法：他让4个不同的故事——圣巴多罗缪的屠杀、基督受难、巴比伦的沦陷和一个关于1916年美国贫富阶级斗争的故事在影片中交替出现。在电影结尾，格里菲斯分别剪辑了这些故事的高潮部分——对不同时间的片段进行交叉剪辑，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。他将画面连缀在一起，不是为了讲述故事，而是为了表达主题：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，党同伐异这一现象在每个年代都会发生，而且总是具有毁灭性。爱森斯坦后来撰文描述这种剪辑方法，给它取了名字——他把它叫做“理性蒙太奇”（intellectual montage）。

　　美国电影评论员曼尼·法伯（Manny Farber）说，每一部电影都传承着那个时代的DNA。罗伯特·怀斯（Robert Wise）的《地球停转之日》（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）是美国电影的黄金时代里真正伟大的科幻电影之一。这部影片制作于冷战早期，1951年，包罗了紧张、妄想、对核灾难爆发和地球末日的恐惧以及千千万万个难以言喻的元素。这些元素必须要用光线和阴影来表达，角色之间情绪和心理的相互影响、那个时代的氛围都融入了拍摄之中，在摄影机后面做的每一个选择都直接决定着观众——比如我和我的父母——的观影体验。这就是一部经历过特殊时代的电影所能呈现出来的东西，正是这些元素让电影在观众眼里变得真实而生动。要是你仔细研究这些元素，还会得到更加丰富的感受。

　　每隔10年，英国电影杂志《视与听》（Sight and Sound）都会在全世界的影评人和电影人中间举行投票，请他们列出自己心中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部电影，然后记录并公布。1952年，第一名是维托里奥·德·西卡（Vittorio de Sica）伟大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《偷车贼》（Bicycle Thieves）。10年后，奥森·威尔斯（Orson Welles）的《公民凯恩》（Citizen Kane）位列榜首，并一直保持了40年。直到去年，它的地位被一部1958年首映、上映不久就销声匿迹的电影所取代，这部电影就是险些与我们永别的《迷魂记》。顺带一提，《公民凯恩》也差点儿跟我们诀别——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它的原始底片在洛杉矶遭遇火焚。